陈乐民先生是1983年初夏调入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时为西欧所）的，任法国南欧研究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我受命创办《西欧研究》（后改名《欧洲》，现名《欧洲研究》）杂志，并组建编辑部后，陈先生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继而担任欧洲所所长，兼《欧洲》杂志主编，仍是我的主管领导。直至1993年陈先生届满不再连任
其实，认识陈先生还远在他来所之前。先是听北大张芝联先生称赞他的学问，后在中央党校李元明先生主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得识陈先生本人。他退休后，我和所里的同事仍常去他家拜访请教。相识30年，陈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纯粹的师长、文人形象。西装革履时，不失当年在国际场合的儒雅风采；身着中装时，又散发着学者的人格魅力，全无有些人穿上中式服装不像土财主就像黑帮人物的滑稽模样。
陈先生去世后，接到不少稿约，我写了一些，同时也读到一些。感觉谈论陈先生学术成果者居多，谈其日常为人者甚少。这大概一是陈先生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较大，并深为学界所尊崇所致；二是因为多数作者与陈先生仅是学术上的交往，且陈先生日常生活也实在是平淡得如一池静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缘故吧。然而，我却觉得正是这一池静水滋养着陈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与醇厚的文人品格，故此想从侧面做一素描。
回顾与陈先生的交往，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陈家客厅的景象。从东总布胡同的"陋室"（陈先生作文总是以此为记）到方庄的"陋室"，陈家小客厅的格局似乎并无大变化。直到2008年11月，陈先生又搬了一次家，客厅格局才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无论在哪儿，进得门来，塞满各种古今中外书籍的书架和一尘不染的钢琴总是最抢眼的；一函函躺着的线装书和比肩而立的西文书籍相映成趣，显示着主人的学术涵养与文化素养。入座后，沙发前是一尊古色古香、刻着花纹的茶几，据说是资家的祖传。中西文化的合璧，先是在陈家的小客厅里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客厅不大，没有堂皇的布置，家具摆得紧凑，但疏密有致，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的布局，一切都是那么随意，又是那么和谐、整洁，绝无杂乱之感。既无鱼缸，也无猫狗之类的宠物，只是偶有一两盆绿叶植物在空隙角落里伸展出枝叶，给客厅带来生气，也透露着主人性情中的一个"静"字。
钢琴总是静立一隅，那是资中筠先生的心爱之物。记得有一次给陈先生搬家（那时京城少有搬家公司，此类活儿大都是同事帮忙），劳动结束后，资先生大概是不知如何招待我们，便说："我给你们弹琴吧。"说着走到钢琴前，泉水般的乐曲便在堆满书捆的小客厅里流淌开来，使我们一扫搬家的劳累，顿觉身心舒畅。我还曾经听庞朴先生说到过资先生的一段轶事：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社科院的学者组团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庞与资都在其列。会上也有不少台湾学者，当时两岸学者难得一见，不免要联欢一场。台湾学者讲了许多笑话，虽说不上低俗，却也难说高雅。轮到大陆学者出节目时，众人不禁面面相觑，常年埋头书斋的老先生们实在无技可展。这时候，资先生一眼瞥见大厅里的钢琴，便走上前去演奏起来。曲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后来，台湾学者就没有人再敢说笑话了。多少年过去，我想，现在再比说笑话，大陆学者一定不逊于对岸，但有如此高雅素养的学者恐怕是不多见了。
陈先生的爱好是中国书画。听丁伟志先生说，陈先生少年时的书画作品是得到过北平市的奖励的。陈先生在《童年艺趣忆》一文中也提到，他十多岁时便有作品在中山公园展售。陈先生到欧洲所后专事学术研究，他的工作是"舞文"，休息活动便是"弄墨"了。有时他会拿出近作给我们看，让我们评论。有一次他说："小沈你看哪个好就拿走吧。"可惜我当时顾忌周边有好多人，未敢一人独享；又一时犹豫不知选哪个，错过了获得陈先生墨宝的机会。后来在褚律元先生家里见到陈先生的一幅装裱好的扇面，不免多有悔意。
陈先生偶尔也会去听听音乐、看看戏。他曾说起儿时没有少看京城名角的演出。但后来因工作忙，晚年更因身体欠佳，次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陈先生还有其他什么爱好，他的业余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静悄悄的，甚至连吃饭也简单。他家的保姆小王经常对我们抱怨说，他们俩口吃饭太简单了、量也太少了，以致无法展现她的厨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陈先生家聊得晚了，她会很高兴地为我们一展身手。
我们最早开始有规律地去陈家，缘于陈先生当主编后的提议。他希望编辑部的同事能常常到他家讨论组稿选题，评析刊物工作，以避免所里其他事情的干扰。就这样，我们开始在陈先生家不定期聚会，讨论欧洲问题；后来不仅是编辑部的人参加这样的聚会，其他研究室也多有人加入，形成了欧洲所的一个学术小沙龙，议题也扩张至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可谓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海聊"。当时《欧洲》杂志不少组稿计划或研究课题就是这样在陈家小客厅里酝酿出来的。
日常时候，进得陈家小客厅，陈先生照例会给我们沏上一壶绿茶。壶很小，是宜兴出的那种紫砂壶，用了很多年的样子。茶盅也很小，我们不会品茶，往往一口而干，弄得陈先生老得不停地张罗续水。资先生还时常会给我们准备一些点心或巧克力之类的食品，也是很小很精巧的样子。
陈先生担任欧洲所所长时，资先生正是美国所所长。欧美是世界风云开阖之处，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大变，"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各种理论伴随各种变故纷至沓来，这些都成为我们热议的话题。在绿茶淡淡的清香中，在不拘形式和主题的漫谈中，我们感受着陈先生对欧洲学的思考，领略着他对国际问题的精辟见解。有时谈到世界问题或欧美关系时，资先生也会忍不住从书房里跑出来"搀和"。我们也讨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等问题，有一次陈先生还特意请住在隔壁的李伯重先生过来一起讨论。他向来认为，不懂中国历史和文化是搞不好国际问题的。陈先生尤其喜欢谈哲学，常常和我们讨论哲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与欧洲研究的关系。他特别对康德情有独钟，时常引用康德的思想，以致资先生曾取笑他是言必称康德。这些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和国际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但是随着我们对欧洲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益发体会到陈先生治学的精深与独到之处。
坐在陈家小客厅里，每每会让人想到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的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在我看来，陈家那简朴的小客厅正如同钱先生所言"荒江野老屋"，陈先生也正堪称淡泊宁静的"素心人"。陈家小客厅让我们感受到了"学"与"问"的乐趣，而这种思想的愉悦正来自小客厅主人那种"清静"的生活。
虽然大多时候都是本所同事相聚，但我们只谈"业"内的国际关系之事，向不涉人际关系。这也正是陈先生性情中"静"的另外一面。陈先生素来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从室主任到副所长，再到所长，陈先生完全是因学问而走过来，既不曾有过"运作"，亦不依靠各种"关系"、"门道"。陈先生的心思全在学问上，即使当"官"，也不失学者本色。他在任时，研究所诸同仁有着学科与能力之别，而绝无所谓是否"自己人"之分。所里一些年轻人经常向陈先生讨教，往来比较密切，对陈先生"义而不朋"的高贵人格有着深切的体会。陈先生在《真人》一文中说，古来"结党"必定"营私"，义与朋不能两相容。这是先生的大"静"，没有这种境界是做不出大学问的。
当然，陈先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身在"官场"，总难免是非。但是，陈先生却另有他的一套"为官"哲学。在我看来，他的"为官之道"有两个特点：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他刚担任所长时，两位副所长之间有矛盾，陈先生就把他们找到一起，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谈，于是弄明白了是有人拨弄是非，矛盾于是便化解了。另一个特点是"宽容"。陈先生曾经说过："心存恕道，一切都可变得平静而又丰富。"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而这正是境界不同所致。
我在另一篇纪念文章（载《万象》杂志2009年第三期）中曾妄谈过陈先生的学问，认为"宽"是陈先生一种难得的学术境界；而本文所说的"静"则是他一种更高的人格境界。我自知陈先生的学问是我难以企及的，但是做人却是可以见贤思齐，向陈先生看齐的。书此文不仅用以怀念陈先生，亦望以之自勉。
陈家小客厅，对于我，是学术的殿堂、人生的课堂，值得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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